我在小城送外卖

“这些工作基本都是包吃包住,一般工厂每天上班8小时,算上加班可能在10-11小时,平时加班工资按1.5倍算,双休按2倍,节假日按3倍。看上去很美好,但那时每月到手的工资只有三四千左右。”吴林森对「子弹财经」说道。

2016年,吴林森选择回到县城,“不想出去了,在外面待腻了。”由于他的学历不高,县城又没有太多工作机会,因此他的工作并不稳定。

吴林森来自贵州省德江县,他所供职的外卖平台名为“德江掌上点餐吧”,他告诉「子弹财经」,公司自腊月二十八(1月22日)开始放假,原定于正月初五(1月29日)中午恢复接单。但疫情的快速发展及当地政府对疫情防控工作的快速展开,让他开始犹豫是否要准时复工。

吴林森所在外卖平台中,目前有十几名外卖员,他告诉「子弹财经」,在他们平台上老客户比较多,很多新用户都是由老客户介绍而来,偶尔也会发传单。

饿了么和美团外卖持续挤压市场空间,其他交易份额占比仅余3.1%,但这些小份额的平台活得“小而美”。

吴林森很想继续当好一个外卖员,计划还完债务后,再存点钱。

这意味着,即便外卖平台正常复工,顾客很可能会面临无餐可点、外卖员面临无单可送的局面。

早在团购时代,美团就已形成了“农村包围城市”“低线粮仓补给核心城市”的策略。长期以来,三四线城市的外卖业务为美团提供了高额的利润,从而支撑着美团的无边界扩张,堪称其“粮仓”。

「子弹财经」在“德江掌上点餐吧”上看到,该平台起送价基本为10元,比美团、饿了么上稍低,配送费基本为4元,但并没有美团、饿了么的满减优惠活动。另外,平台上很多商家的规模并不大,大多是小吃店,有的甚至是菜市场卖卤味的小摊位,但销售量过万的商家却不在少数。

如果复工,吴林森担心被感染新型冠状病毒,因为行业的特殊性,他每天需要接触大量的用户,但县城药店已经买不到口罩。如果不复工,就必须放弃从正月初五到初十期间10元/单的高薪,吴林森陷入了深思。

「子弹财经」在吴林森所工作的外卖平台上看到,截止1月31日,平台上大量的商家都处于“休息中”,饿了么、美团等外卖平台营业中的商家也是屈指可数。

“下沉”,可谓是2019年资本市场重要的话题之一。

正如外卖行业的蓬勃发展,自美团、饿了么及滴滴等巨头盯上下沉的生意后,激活了县城的相关产业,不断扩大服务的渗透率,而一些小外卖平台出现,使得年轻人有了更多就业机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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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外卖员没有底薪,拿多少工资就看自己抢到多少单。每送一单可以拿到4元,正常一天可以送40多单,一个月工资在4000元以上。每个月送满500单额外奖励500元,送满1000单奖励1000元,我基本都能拿到。”吴林森说,不管距离远近,外卖员每单都能拿到4元配送费,“所以大家都喜欢抢距离近的单。”

当今,互联网企业一直在下沉求变,而这一代人的务工选择已和父辈们有着截然不同的变化,留在家乡的年轻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。据吴林森观察,目前外出务工人员中,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占比居多,少数留在县城的,基本在理发店、服装店和便利店等地上班。

随着互联网的急速发展和巨头的不断下沉,一些类似吴林森这样的年轻人,人生轨迹正在发生改变。

对于美团在招聘信息里标明的3000-7000元月薪,吴林森认为这其中有“水分”:“有同事曾跳槽过去,每个月工资基本在4000元左右,5000元顶天了,因为它们是平台派单制。”

于是,吴林森开始了他的外卖员生涯。在他看来,做外卖员虽然需要熬夜,但已经是一份相对自由的工作。

事实上,在当地政府大力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前,包括吴林森在内的很多德江人并没有把疫情放在心上。毕竟,在十七年前的非典疫情中,贵州省是全国少数躲过疫情的省份之一。然而,这一次大家都低估了这场疫情所带来的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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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,今年突发的疫情打乱了吴林森本应在春节期间挣钱的计划,但他觉得,在任何事情面前,安全第一。吴林森打算先在家中过年,随时听候公司安排。

此后,他还在电子厂做过手机电池,在饭店做过服务员等工作。

“一般只有在平台成立日可以免费配送。”在吴林森看来,虽然没有满减活动,但平台上的商家定价、口味符合大多数点外卖的县城人的消费需求和饮食习惯。“大家都知道哪里的小吃摊好吃。”

“主要我们对商家抽成比较少,只抽15%,但其它大型外卖平台会抽20%,并且搞优惠活动时要求商家无条件配合。另外,我们和很多商家都是独家合作,一些店铺在美团、饿了么上面都没有。”吴林森说道。

疫情之下,商家纷纷关门谢客,消费者收敛了消费需求,在家“猫冬”。

2019年3月开始,饿了么口碑实行“上山下乡”计划,向浙江、广东、宁夏和云南等省份的100个三四线城市加速布局,推动本地生活服务行业数字化升级,开始切美团的“蛋糕”。

据一位农家乐老板透露,春节期间自家饭店原本接了几十桌订单,并备好了价值几千元的鱼、肉,由于疫情蔓延,顾客不敢聚会,只好无奈延期。“虽然订金不用退,但鱼这种没法长期保存的食材也只能送人。”

“三四线城市商户对良性竞争、数字化更渴望,这是我们今年加快渗透和下沉的原因。”2019年6月,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、饿了么CEO王磊表示。他认为,2019年外卖市场的竞争核心不再是补贴,而是抢占下沉市场。

在吴林森供职的外卖平台,有两个运营班次:一个是从早9点一直上到次日凌晨2点,期间14点-17点、19点- 20点是休息时间;另一个是从11点半开始上班,13点-14点休息,再一直上到20点后下班,两个班次隔一天轮一次。

在这几年里,他跟着叔叔做过建筑工人,又在亲戚介绍下先后做过保安、快递分拣员等工作,甚至还和表弟做过“飞毛腿”业务——收取一定劳务费,跑腿替别人买东西。但在他自己看来,这“很不正规”,收入很不稳定。

根据Trustdata监测数据显示,2018-2019年上半年以来,三线及以下城市外卖App日均启动次数从2.4次增长至3.7次,几乎和一二线用户外卖App使用频次相当,用户粘性已经逐渐养成,低线城市外卖市场容量与发展潜力已经不容小觑。

不过,在三四线的小县城里,“地头蛇”们却依然活跃于市场,与巨头们分庭抗礼。

那些年,中国沿海经济发达,多以制造业、代工厂和服务业为主,这些行业也释放出大量的就业需求,吴林森的打工轨迹恰好是沿海城市主体经济的发展脉络。

农历春节前后,原本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,但今年随着疫情的蔓延和疫情防控工作力度的加强,热闹的场景不复存在,“人人都很配合政府的防疫工作,减少出门及聚餐”,因此县城在除夕后彻底冷清下来。

自从拼多多、快手等平台依靠小镇青年给了寡头化的中国互联网迎头痛击后,互联网下沉市场变得异常火热。

经过几天的思考,吴林森打算准时复工,但公司延迟复工的通知来了。

直到2019年,移动互联网产业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发展阶段,吴林森也看中了在线外卖平台这一行业。他认为,在线外卖是刚需产业,而且未来肯定还有发展空间,同时随着县城的发展,人们对外卖的需求也增大了。

美团、饿了么这样的大平台,对吴林森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。因为吴林森觉得,大型外卖平台的规章条款太多,管得太严。“美团必须30分钟送到,送不到就要罚款,而我现在所在的平台,40分钟内送到就可以,超时的话就跟客户解释一下,客户没意见就不会罚款。”他说道。

至于“地头蛇”和“强龙”之间的关系,吴林森称,公司和其它外卖平台间的关系还算不错,见面寒暄一下,平时互相指下路。“都在一个县城,互相照顾一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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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月29日,“德江掌上点餐吧”公众号发出通知,为全力遏制疫情蔓延,确保骑手及顾客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,根据县委县政府有关工作部署,决定将原定的正月初五开单时间予以延迟,具体开单时间待通知。

这是小城外卖与巨头之间的一场暗战,当“地头蛇”们在县城里不断开拓客源的同时,“强龙”们也在这场争霸赛中你追我赶,谁都不想掉队。

1、疫情之下的春节2、小镇青年的打工人生3、外卖巨头下沉

吴林森(化名)准备在春节期间大干一场,但突如其来的疫情,打乱了他的春节复工计划。

在经历“百团大战”和并购浪潮后,外卖行业进入美团、饿了么双雄争霸的时代,大城市的竞争饱和后,一场在下沉城市的外卖市场争夺战在悄然打响,双方在资金实力、流量及服务场景等方面展开了激烈搏斗。

“目前县里做得最好、最大的外卖平台是美团,有80多名外卖员。”吴林森说,这里除了美团、饿了么外,还有四五家与他们类似,但规模稍小的外卖平台,人数最少的,仅有4名外卖员。

2005年,吴林森初三辍学后,便和父母到广东省中山市古镇做了几年灯饰厂工人。2011年,随着灯饰业的寒冬到来,一些小型工厂走向倒闭,存活下来的工厂加班机会则少了很多。对于靠加班赚钱的普通工人来说,没有加班也就意味着收入的减少,没过多久,吴林森就离开了灯饰厂。

据Analysys易观数据显示,从2019年第3季度中国互联网餐饮外卖市场厂商交易份额情况来看,美团在外卖市场的交易份额占比预计达53.0%,饿了么 饿了么星选的市场交易份额占比预计达43.9%。

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一项数据显示,2019年上半年,我国外卖行业交易额城市分布中,27.5%来自三线及以下城市,超过了一线城市的占比(20.4%)。

当「子弹财经」问及为何大饭店的订单量较少时,他笑着回答道:“主要贵,点的人少。”他们平台顾客的年龄大多在二三十岁,既有公务员,也有理发店、服装店的工作人员,消费能力一般。

这场突发疫情的经历,或许只是这位“90后”外卖员吴林森人生中的一抹痕迹。在成为一名外卖员之前,他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,而在他的打工经历中也能窥见中国商业发展的一些轨迹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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